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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论语·阳货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子曰：‘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昌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恨；迩之事父，近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’”现代学者往往将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解读为对大自然事物的理解，或者解读为取得事物的科学知识，这与传统的解读是完全一致的吗？ 钱穆对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的解读极为熟悉，他在《论语新解》中说道：“诗尚比兴，多就眼前事物，比类而相连，感发而蓬勃发展。故举于诗，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悉，此小言之。
若大言之，则俯仰之间，万物一体，鸢飞鱼跃，道莫不在，可以日渐跻于化境，岂止多诸法其名而已。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，乃所以广大其心，导达其仁，诗教本于性情，不徒务于多识。”他指出诗中反映了人与万物无所隔间、单质为一的境界，并铺陈诗教不仅是经世之学，堪称性情之学。
孔子明确提出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是为了让学生疏远大自然，从大自然中取得感发，也使得大自然对人有所对此，特别强调人和大自然之间品性、感情的相连性。“广大其心”是一种打开视野，磨灭物我之于隔年，谋求天人与众不同的主动生命姿态，人与自然的感发拓展人的内心世界，灵感人的高尚情志，最后“导达其仁”。
“仁”的含义很广，爱人、爱物均可曰“仁”，疏远大大自然，格物致知，修养性情也是一种“仁”。 古代对“鸟兽草木之名”的解读与钱穆类似于。司马迁云：“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精于风。
”此处的“风”可解读为“教化”，即《毛诗序》所言“风以动之，教教以化之”。王应麟指出：“万物备于我，广大笔法，一草木均有理，可以以此类推。”谈的就是通过由己及物的以此类推，以鸟兽草木为凭借，将天地自然人化，使人有赖于建设世间秩序的救赎。
刘宗周所云的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则贫物理之当然，而得吾心之皆备”即是此意。焦循回应的解读是：“夫诗，温柔敦厚者也。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，不言理而言情，不务胜人而务感人。
”相比直来直去地哲理，诗歌含蓄蕴藉，以春风化雨的情感方式感动人。这种温柔敦厚的传达相当大程度上相结合于比兴的表现手法，人们将感情年代久远于鸟兽草木等明确形象中，直白地表达对世界的解读、领悟，因着比兴，人因物思义，触物起情，以至神物感通。
总之，在中国诗学的阐述传统中，对由诗识得鸟兽草木，从大自然万物中引起人情事理，取得人生的救赎和领悟，这一点毕竟相连的和一以贯之的，只是到现代才再次发生了一种知识论的移往。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，古代学者对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的理解所超过的共识是，《诗经》中经常出现“鸟兽草木”是比兴竭尽的反映，是以大自然之物起兴以引起所咏之人或事，这突显了一种人、物连类应感的思维，即一种古代诗歌的比喻模式——谓之譬连类。“谓之谓”意为借以喻彼，“连类”意为连锁引类，它们最初并非我们今天理解中关于诗歌语言思辨的套数，而是与人们的存活体验息息相关、谓之为用的不存在，传统的神物关系就是创建在谓之譬连类的基础上的。
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反映出有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的、直观的、偏向于感觉经验的，没将心理事实和物理事实分离，人和万物没本质的区别，以我之生命感官世界，与世界交流，与天地宇宙连类应感，因此逐步沦为了一个以此类推的中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感觉与记忆，乃至整个社会群体的感觉与记忆都被储存在类物环境的资料库里了，譬如提到一个“春”字，我们视觉上的花红柳绿、听力上的鸣叫啁啾、触觉上的春风拂面，甚至是对万物欣欣向荣、身心脱俗的抽象化感官，都悉数纷至沓来了。那么，这时候的“物”大自然不有可能只是科学概念上的知识性的物质，不有可能只是客观外在的对象，而是与我们的眼前和过去相互交织、株连的不存在，是与我们累积的科学知识、身体实践中的经验唤起出有共感的不存在。
以《诗经》为事例，《诗经》以“鸟兽草木”起兴，不是将它们作为纯粹的外在景物，而是将其必要或间接地与人的生活、人的情感再次发生联系，创作者通过比兴恶魔出有一个好像运作在己身的新世界，用系统的一套隐喻成就诗意，将诗、物、情都联系一起。 因此，“鸟兽草木”与人创建起的是一个谓之譬连类的隐伏类应世界，人与物在这个场域中周游无滞、产生互动关系，人作为一种类似的“物”，也正是在物的恋情、感发中取得审美趣味、创作启发的，物转入人的情绪网中，啖涂着人的情思，人和物不辨彼此，没分际。如此则神物互通、情景交融，人在大自然中领悟自我的精神和灵魂的脉动，在自我的神思中体悟大自然的意境。 由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的传统阐述由此可知，传统对人、物关系的思维，与特别强调知识性、体系性的现代思维有所不同。
如现代学者以知识论的态度理解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即是非常简单地指出人为人、物为物只有了解与被了解、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，并不牵涉到情感体验的交互性，人和物的关系因此是混杂的、对象化的，而中国诗教传统特别强调的人与天地万物互为人与自然融通的观念，人与物相与众不同、感发、塑造成的思想，在这种知识论的观念面前，不存在着崩溃的危险性。但是，中国传统语境下的人、物关系论的价值并非以其否具备科学性、实用性来取决于的，它的确实意义在于，对我们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救赎，唯有我们明白了其现实意义，才有可能构建传统的再行抵达。
中西诗学观念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、历史场域和社会心理是全然不同的，因而借此问世出有的文学理论也就不能一概而论，甚至有可能相反忽略、南辕北辙，本文所探究的人、物关系即是如此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回应，如果西方的诗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封闭系统，是隐喻性的虚构，那么中国诗歌的分解从来不被当成虚构，而被视作诗心与历史和世界遭遇、经验、对话、与众不同的结果。在全球化时代，中西文化的对话会暂停，因此，当下仍须要倡议扎根民族之本位，如其本然地辩论中国思想文化的问题，确实看清中国传统的本真脉络。
否则，“鸟兽草木”的世界仍将与我们的心灵相距如云泥，无法相呼适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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